我们常听到民间组织要求教育部“制度化”华教拨款。什么是制度化呢？
制度化是指把一些不固定的转为固定的，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模式。 例如每年拨款独中若干，国民型中小学有多少拨款都定下来，不必等财政预算案公布。此外，也有社会学家认为制度化还包括制度的体系完备化。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国的师资培训早就机制化了。殖民时期，英国政府并不重视师资培训问题。至1808年才开始同意培训教师，逐步推出导生制（Monitorial System）、学生教师制（Pupil Teacher System）、普通班制（Normal Class System）等。1872年在新加坡建第一所师训学院(Maktab Melayu Singapura)，着手培训教师。但说到课程的统一，师资培训的制度化，要迟到独立后的1973年，教育部成立了师资培训部(Bahagian Latihan Guru)才逐渐落实。
教育部其实一直都努力把师资培训工作机制化，而且越做越细致。进入21世纪，师范学院(Maktab Perguruan)升格为大专(l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各种培训工作更受国家教育体制的各机关牵制，必须在体制内运作。例如国家学术认证局（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定下的标准，就必须跟从；而代为督察的外部评审(External Examiners)则会紧跟各层工作依循书面计划执行。
书面计划是公开的、透明的，人人可以阅读。比如各个科目都必须有课程纲要（简称Maklumat Kursus, MK），教学目标、内容和评估方法都一一列明。学院讲师得遵照纲要执行任务，遇上公假也不能豁免，必须找时间补课。
可是很多人，包括体制内的教师还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教育是自由运作的。例如最近有实习生到校，要求带课外活动，就被质疑是“擅自要求”，结果在社媒上挨批。
其实“实习”也是一门课，有课程纲要。纲要也列明目标、内容、评估方法。不管讲师或学员都不敢违背。一旦没有按计划执行，课程审查时可能就要被质疑执行能力。严重的会影响认证，轻微的也要被记名，另安排时间补过。
“机制化”是不是绝对？适不适合在神圣的教育领域落实？可探讨的空间当然还很大，待另文论述。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3/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