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阅读古文有两种方法：一是古为今用，二是知人论世。
古为今用者，是借助古文来论述自己的观点。观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古人的言论只是配角，只为了论证他的观点。至于古人的意思是不是如此，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搬得出名家就是一个论据。这种做法起源很早，早在汉代就有人这样做，我们且称他们为“今文学派”，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六经注我”，也就是引用古人的话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后一直都有人这么做，像清末康有为就是这方面的大家，当然你我身边也有。
知人论世者，相对就拘谨得多了。他们不敢乱说话，甚至坚守有话才说，否则就放弃发语权。怎样才叫“有话”？就是有所发现，有所根据，而且必须是确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才会谨慎说话。不但如此，他们还不愿意说别人说过的话，坚持有了新的发现才发言。这种做法的起源也很早，“知人论世”本来就是战国时代孟子所提出的。我们且把这类学者称为“古文学派”，他们用的方法是“我注六经”，小心翼翼去研读古文古书，站在古人的时代、古人的立场来分析问题。清代从事考据的学者很多，但是民初闹革命，可怜这些学者被判为老学究，食古不化，从此没有了市场。今天，你我身边就比较少见这些人。
今文学派的做法，是有其时代的针对性的。他们能发挥的作用也很大，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让古人复活，甚至让他们来拯救世人。当然，如果他们发挥得好，或说或写，自会造成一种风潮，引导世人革新。古文学派则不然，他们只是就事论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敢随便代古人发言，更不敢说古人也有预知今世的能力，早就洞见当世的弊端。这类学者在当世往往被忽略，共鸣者寥寥无几。不过，如果用历史眼光看，却只有他们的成就会受器重，他们的贡献将会传世，并且绵绵不断地持续下去。
虽然我们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二者结合，既能古为今用，又能知人论世。但是，历史却残酷地告诉我们，能如此超越的人寥若晨星，二分法仿佛就是历史的必然。聪明的你，是否有信心创造历史？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8/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