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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炳:教育不能脱离实场

黄先炳
2020年11月16日

博士是学位,教授是职称。我有博士学历,但不是教授,人家称我教授,我会很尴尬。教授薪酬很高,他们是大学的中坚分子,必须遵照大学制定的标准做出学术贡献,例如每年在核心期刊发布多少篇文章,带多少硕博生等。我不符条件,不够资格。

若说本地人因陌生而混淆,中国教育界不可能如此吧?好些中国朋友都称我为教授。澄清后却觉多余,因为他们是“故意”的。他们觉得我在高校任教,一边传授教育理论,一边又可以直面儿童,进行教学。这是比较罕见的。我喜欢这样的判断。不是因为帽子够高,而是因为他们点出教育的真谛:理论和实践必须并重。只说不做和盲从瞎干差别不大,知行合一才是王道。

在南京留学时,同学笑说学了屠龙之术,以后恐无用武之地。所以,回国后我便申请马大教职,希望持续学术工作。事不从人愿后,我安下心来,希望做好我的职责——培训好新一代教师。

这一“安心”可不得了,我百分百投入教育了。我太太失去了陪她逛超市的伴侣,孩子失去了带他们去海边戏水的父亲,他们身边却多了很多活力十足的教职员。从课内到课外,我和学生的话题就是如何把教育工作做得更好。我说、我写,我身先士卒,我和他们一同钻研教材、分析课例、反思教学;我们回顾、检讨、也展望,但最终一定化为实践,应用到教育现场去。

虽然偶有机会转换跑道,从事行政或监察的工作,但我都不愿意。总感觉我们的制度会让当官的远离教学实场,离开学生实际的需求更远。我不想离开教育的最前线,远离学生。

师范学院早期有个制度,讲师要定期回学校教学,体验实况进展。我去过八打灵育才和关丹士满慕执教。这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后来甄选的县教育厅专科培训官员(SISC+),应该也有这样的要求。管行政的若保持上课的实战经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或许会缩到最小吧?

注:

① 我学的专业是古代文献学,这在国内是相对冷门的。加上当年还没有那么多大专中文系,我们的专业恐怕难以派上用场。我又是带艺从师的,在教育界已经服务10余年,所以会有这感慨。

②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中国的何捷老师在台上揭我们的底牌,他说:“我和黄博、光宏同住一个单位,昨晚我没有说多少话,一直在观察这两师徒。他们一直在聊天,但是话题除了教育,还是教育。太无聊了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25/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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