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儿童观”的研究并非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但是，在有关鲁迅儿童观的问题中,鲁迅对“儿童本位论”的态度有重新评价的必要，而鲁迅的儿童观与日本童心主义儿童文学的比较，则似乎未曾有人涉足。本文便从这两个方面作一初步探讨，试图在人生哲学的层次上描述鲁迅的儿童观。
一、鲁迅与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
在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界，有一种鲁迅批判过“儿童本位论”的说法。比如，有的学者说:“鲁迅先生和其他进步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曾对‘儿童本位论’作过某些必要的批判，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摆脱这种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① 这种观点在儿童文学界的影响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令我感到疑惑的是，在鲁迅的著作中，很难找出直接批判“儿童本位论”的字样，相反，倒是可以找到鲁迅支持“儿童本位论”的言论。“儿童本位论”是我国“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的崭新的儿童文学理论。与其他提倡过“儿童本位论”的人，如胡适、郑振铎等相比，周作人对“儿童本位论”作了更积极、更广泛、更系统的传播。周作人主张的“儿童本位论”的精髓是反对不承认儿童的独立人格和个性的封建儿童观。周作人说:“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② 鲁迅也说过极为相似的话:“中国似向未尝想到小儿也”③ ,“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为缩小的成人。”④ “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激烈抨击虐杀儿童的封建主义“父为子纲”的儿童观，提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凡是“违反人性”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鲁迅对“父为子纲”的封建儿童观的攻势也极为凌厉。1918年《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喊不久便发展为切实的内容:“此后觉醒的人，应当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⑤
鲁迅的儿童观与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仅表现在反封建的思想内容的一致上，而且在儿童心理的特殊性方面也取得了相近的认识。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鲁迅也曾说，“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⑥。 鲁迅十分痛恨封建专制文化对儿童天性（即周作人所说的“自然之本相”）的摧残和扼杀，他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说:“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页，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象，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⑦ 为了不让儿童的天性在“人之初”一类封建教条中闷死，鲁迅提出了“完全的解放”的教育思想。
儿童为本位，必然把儿童的心灵和儿童生活的特殊性強调到至高的地位。周作人从来不主张文学急功近利，但是他说过:“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如果儿童文学具有这样的教育功能，周作人还是会认可的。周作人一直反对的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的儿童文学，因为这种“偏于教训”的儿童文学“不承认儿童的世界”。鲁迅虽然在文学的功利性上与周作人的观点有分歧，但他也反对用儿童文学来教训儿童:“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⑧“可以认为，周作人的忧虑肯定不是儿童文学会产生教育儿童的作用，而是担心明确的功利意图会带来“教训”的坏文学即庸俗的功利主义文学。鲁迅主张文学在一定历史时代的阶级功利，但他仍然一直反对狭隘庸俗的功利主义，反对简单化地给作品贴上时髦的政治标签，他的文学创作就并不给人以强烈的功利性的感觉。
在儿童文学能否直接反映政治斗争、群众运动这一问题上，周作人是持激烈的反对态度的。绝对地、无条件地反对儿童文学反映政治内容，使周作人的理论带上了割裂儿童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的色彩，这反映了周作人思想和世界观的局限。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确实曾经出现过不考虑儿童特点，不注重儿童文学的文学性，教条地、机械地以儿童文学来反映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的现象。周作人曾经批评过这种观象:“现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国货号，我读了那篇宣言，真不解这些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给小朋友看的价值。”很显然，周作人是把儿童文学的文学自律性和儿童的特殊性放在首位的。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不一同，儿童文学较之成人文学离具体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远一些，这是由儿童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一点鲁迅似乎也是承认的。鲁迅译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狭的笼》之后说:“通观全体，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气味；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鲁迅说这段话是在1921年，到了 1929 年，他在《〈小彼得〉译本序》中说:“作者所被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者，我想，在这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第二篇），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第六篇之末）等处，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话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斓的血汗了。”鲁迅还是觉得阶级斗争的内容写进童话时，有些东西是要被“遮掉”的。到1935年，鲁迅仍然非常重视儿童的特殊性。当有些人用“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来“教训”儿童爱国时，鲁迅说:“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似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⑨ 可见，鲁迅还是反对不同儿童特点、儿童的能力，硬把儿童“没法办”的大人的事写进儿童文学来“教训”儿童的。
我们将鲁迅与周作人的言论加以比较之后，不难发现，两者的儿童观或者有些地方完全相同，或者有些地方非常相近。对周作人“儿童本位”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鲁迅都曾给予过支持。似乎现在下这样的结论并不显得过于轻率：从总体上看，鲁迅一直是“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论”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而不是反对者和批判者。澄清鲁迅与“儿童本位论”的关系，不仅可以使我们重新勾画出鲁迅儿童观的一个侧面，而且对于我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的评价，对于今后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儿童本位论”从“五四”时期产生到新中国成立，在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影响很大。但是，应该看到，它一直作为空洞的理论被束之高阁，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按照这一理论图式营造工程，而到了建国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儿童本位论”随着文艺界对胡适、周作人的批判，就被彻底否定了。大约从1985年起，有人开始重新评价“儿童本位论”，但仍认为它有着很大消极性，认为鲁迅是“儿童本位论”的批判者。其实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曾对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各种反动文艺思潮流派进行过批判，但是对“儿童本位论”却是采取承认和同意的态度的，这是否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儿童本位论作为吸取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就一定是谬误的吗？
朱自强（2015）。鲁迅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视角。朱自强朱自强学术文集5：中国儿童文学史论（页11-20）。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待续）
（陈欣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