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鲜有研究者论及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有机的一部分，而且还标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高度。儿童文学的论述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述的题中之义。将儿童文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之中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面貌和真实的现代性质。
中国儿童文学实有百年之历史。本文所论述的儿童文学大致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之范围。这十年的儿童文学鲜明地呈现出与整个新文学运动融为一体的面貌，其明显证据之一就是，当时新文学的著名作家几乎都对儿童文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儿童文学的创造工作，而此后，特别是 1949 年以后，中国儿童文学不可避免地逐渐从一般文学中相对独立出来。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发现”与儿童文学“发现”
儿童文学是现代思想的产物，其产生以“儿童的发现”为前提。尤其在中国，期待独尊“父为子纲”这一封建儿童观的古代社会里产生儿童文学，无异于天方夜谭。中国儿童文学无法“古以有之”，只能进行“现代”创造。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性质不是能动的，而是受动的，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脱逸出了先有创作后有理论这一文学发展史的一般规律，而是呈现出先有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再有受西方影响的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然后才有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这一特殊面貌。
1908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的由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宣告了最早的儿童文学读物的诞生。《童话》丛书的出版自 1908 年11月至1923年9月（含再版），历时十五年，共出版了三集计一百零二种作品（民国成立以前，出版有《无猫国》《三问答》《大拇指》《小王子》等近二十种）。《童话》丛书以崭新的面貌，划时期地将自己与以往的具有儿童文学要素的读物区分开来。
在《童话》丛书的一百零二种作品中，为儿童编撰的中国历史故事虽然占了三分之一，但是它对儿童读者的魅力显然不能与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同日而语。可以说，《童话》丛书主要是依靠西方儿童文学的译述来支撑门面的，那些中国历史故事实在只是小小的配角。这样一个客观史实清楚地表明，晚清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蒙是受动性的，依靠的是西方儿童文学的催生。
中国主体性的儿童文学的“发现”最早体现在理论建设方面。对此作出最早、最大贡献的是周作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是西方的现代文化进行世界性传播过程中的产物。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得遇用人类学阐释神话的安德鲁·朗格（AndrewLang）的著作，从中得到了“童话者，原人之文学”的解释；又从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了解了儿童学，由此接触儿童学鼻祖斯坦利·霍尔的著作。斯坦利·霍尔的儿童学上的“复演说”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使他意识到:“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约略相同。”①“民国初年，周作人受美国斯喀特尔（Socudder）和麦克林托克（Maclintock）诸人所著的《小学校里的文学》的直接影响，开始了规模性的儿童文学研究。他依据人类学、儿童学，用文言写下了四篇论文：《童话研究》、《童话略论》（1913年）、《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1914年）。在这些研究里，需要重视的是，周作人在主张将童话施于儿童教育时，是坚持儿童文学的文学主体性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一开始便超越了十八世纪西方儿童文学的教训性，立于了在那个时代儿童文学容易失去的文学本质的立场。
令人遗憾的是，周作人将《童话略论》寄给大书店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竟被退了回来，最后这篇论文连同《童话研究》，只能经鲁迅之手，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而《儿歌之研究》和《古童话释义》则发表在更小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了。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具有规模的高水准儿童文学研究，它的不被重视，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事实，说明了在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产生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最终成就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的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新文学思想最为深刻完整，其中包含了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这三个现代文学的思想母题。仔细查阅《新青年》杂志，周作人建设新文学理念的“三级跳跃”是有迹可寻的。
第一步是发现女子。他首先以译文《贞操论》（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为妇女问题讨论投进了最大一块石头，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第二步是发现“人”以及“人的文学”。周作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的《人的文学》，使新文学运动有了重大突破，是“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语）。此前的讨论，胡适关注和侧重的是语言形式的革新，陈独秀虽然以“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论”的具体内容，但不仅空泛，也没有触及根本。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观念才是“五四”新文学的真正的现代理念。需要重视的是，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已经反复论述到了儿童问题（还有妇女问题）。周作人认为祖先应该“为子孙而生存”，“父母理应爱重子女”，他批判封建的“父为子纲”的亲子观，认为“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周作人强调的是“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由此可见，在周作人这里，解决人的问题，建设新文学理念，是离不开解决儿童的问题，离不开儿童文学建设的。第三步则是发现“儿童”以及“儿童的文学”。1920年10月26日，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的下午，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的讲演。讲演稿《儿童的文学》在《新青年》（1920年12月1日第八卷第4号）上发表后，却有如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篇宣告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诞生的论文，成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纲领性文件，研究儿童文学的人经常将其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考察《儿童的文学》的儿童观，能够清晰地发现，其在《人的文学》中早已得到了强调。
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在这样的儿童观的基础上，周作人于1923年写作《儿童的书》一文，一语道破天机:“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儿童文学要“顺应自然，主张发达，使各期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②其实，束缚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两大桎梏。一个是前面论述过的“父为子纲”的封建儿童观，另一个就是文言文。“五四”时期具有主体性的儿童文学的发生也与“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语言革命联系在一起。周作人是最早发现文言表现与儿童精神水火相克的人。他早在1918年9月，便在《新青年》第五卷第3号上发表了《随感录二十四》（即《安得森的十之九》），批判陈家麟、陈大镫的译本《十之九》在翻译安徒生童话时，“用古文来讲大道理。”周作人通过具体的比较，说明古文与儿童心理的格格不入:“误译与否，是别一问题，姑且不论；但 Brandes 所最佩服，最合儿童心理的‘一二一二’，却不见了。把小儿的言语，变成了大家的古文，Andersen 的特色就‘不幸’因此完全抹杀。”
以上描述要说明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在“五四”新文学的整体中，儿童文学是有机组成部分。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儿童”的发现和“儿童的文学”的发现，“五四”新文学的性质将大打折扣。
论述发生期的儿童文学，鲁迅是继周作人之后，特别值得一书的人物。
以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有一个普遍说法，认为鲁迅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开创者，这是对历史的错误阐释。在“五四”时期的“儿童”发现的思潮中，鲁迅也是位于前沿，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但是，其贡献和影响并不是在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这一维度。如果说，周作人主要是在理论的维度，在思想上“发现”了儿童，那么，鲁迅则主要在文学创作的维度，以审美的方式在精神上“发现”了儿童。在《怀旧》《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社戏》《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中，鲁迅通过对“童年”与“成年”的对比性描写，提出了来自于鲁迅人生哲学深处的一个深刻的“现代”主题（这个主题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永恒主题），即在“童年”与“成年”的冲突中，人的生命逐渐被“异化”的问题，人生乐园的丧失问题。在上述作品中，鲁迅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标示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高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儿童”“童年”的发现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周氏兄弟能够超出同时代人，分别站在理论和创作的前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一个重要缘由是他们最为深刻地发现了“儿童”。周氏兄弟发现“儿童”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乃至思想史意义，尚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待续……
出处：
朱自强（2015）。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朱自强朱自强学术文集5：中国儿童文学史论（页90-102）。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陈欣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