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传统，我们就搬出儒家；谈到儒家，我们就搬出孔子；谈到孔子，我们就搬出《四书》《五经》《弟子规》。仿佛按此规律，我们便能学习传统，保住传统。
这是今人好简求易的通病。一切都要现成的、简易的，最好就是一句话就搞定的。流传二千余年，历经无数智者思考的思想，岂能一语概括，一本书便能将其精华道尽？这太侮辱古人了吧？其实，《四书》是宋儒编订，《五经》是汉儒所强调，《弟子规》更迟至清代康熙期间才编撰，除了四书中的《论语》外，都不是孔子原汁原味的思想。搞不通历史的演变，我们便要闹屈原饱读四书五经的笑话了。
要知道，一个杰出的学说，一个深邃的思想，并非一个人打造出来的。最初提出这种思想学说的人，所说的必然只是依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心所向而作的针对性阐述，其中当有许多意犹未尽之处。因此，其核心思想仍需后人来发扬光大。孔子思想在当世并不被重视，是孟子把他提到高峰之处。其后孔孟思想又为汉儒所利用，经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儒家才成为“正统”，达到类似神权宗教般不可企及的高度。后世儒家学说，也经常被改造，以适应时代所需。有者是改良，有者却是当权者为了巩固政权而蓄意改造的。因此，我们今天批判儒家，不可一概而论，一切都算到孔老夫子的账下；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过度推崇儒家，乃至不察有关学说或思想是后人改造的。唯有实事求是，去芜存菁，我们才可以承续儒家思想的精华。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看到男女不平等、人民对统治者不问是非的效忠，都要批判儒家，以为那是孔孟种出来的恶果。可是，“三纲五常”却是汉儒确定下来的，其中 “君为臣纲”就予人必须绝对效忠统治者的想法。这些想法恐怕并不是孔孟所有的。《论语》记载过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的答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做君王的要像君王，做臣子的要像臣子。《孟子》的记载则有进一步的阐述。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也。”我们该特别注意孟子说的“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也”，意思是说如果君王没有尽到他的义务，乃至“贼其民”，那么这种君主就不配称为“君”，人民是可以推翻他的。在回答齐宣王询问关于周武王伐商纣的对错时，孟子便斩钉截铁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孟子不是宣扬愚忠的始作俑者。后世若不实事求是，往古书中去了解，但凭人云亦云，便无法理解儒家真正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