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对学生来说，是学习的主要资源；所以它不只要传递正确的信息，更要有效触动人心，为读者所接受。
旧课程华小华文课本有两个版本，各州教育厅可以择其一。这么巧两个版本在同一个年级都收录了关于水墨画的文章。其中一个是介绍大画家文同的，称赞文同在观察竹的形态后，“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另一个则写小朋友看着老师画画，却“觉得老师画得不太像”，引发老师解释水墨画不是要把东西画得很像，“重要的是画出它的神态”①。哪篇课文传递了真实的信息？
我给师范生上课，分析过不少教材。我曾提醒一班将毕业的学生，他们正遇上采用新课本的时候，可以考虑对新课本“做些贡献”。一名学生过后到图书馆耗了很多时间，写出十来篇批判课文的文章。过后刊登在《星洲日报》，引起哗然②。有人以为是我化名写的，后来课程发展司知道作者另有其人后，要我好好“教育”他，别让他那么“嚣张”。
这时，正好有一本《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封面见附图）在中国面世，收录了多篇文章都是批判以“母爱”为主题的教材。我们原本对彼邦的教材是蛮推崇的，但经过作者的分析，才知道对教材该有更高的要求，不要虚假造作，传递错误信息。
可是我没有勇气学他们这样做。批评后的反弹很大，这让我们有所收敛，减少了公开批判。我更因和出版社老板有交往，拒绝参加课本局的会议，不参与课本的编订工作。
“当上帝关上一扇门时，他会打开一扇窗”，后来我发现再好的教材如果老师不会用，一切还是归零，起不了作用。于是，我减少批判教材，转而注重怎样用教材。我因此提出“文本对读”的方法。“比较”本是学习的好方法，在对比中，才能感受到优劣。如果是单向传递信息，往往出现的就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得再好，学生也未必感受到。增加学生的参与感，让他们对读两个不同版本的句子、段落，乃至篇章，他们更能“感受文字的功能和魅力”。
例如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的《一朵红玫瑰》被收录入小学课本。编者把文章开头改写成“早晨森林充满了浓雾”，原文却是“雾来了。白白的雾弥漫在森林里”。我们让学生比较，二者有什么不同，哪个写法和下来的故事相呼应。学生会看出前者是一个判断句，告诉我们早晨森林就是有浓雾，但是“雾来了”却是偶然的发生，不是必然的。偶然起雾，才有下来的“一朵红玫瑰”的故事③。这样的训练，学生可以更好把握阅读的真髓。
也许这样可以为我的懦弱赎罪吧？
注：
① 有关这两篇文章的讨论，可参见我的“鸡蛋里挑骨头”。
② 系列的课文讨论，可以参看郭史光宏的“漫谈小学华文课本”。
③ 可参看我早前的文章：文本对读法。
《星洲日报·东海岸》02/01/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