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鲁迅与日本童心主义儿童文学
当鲁迅研究给人们以极限感之后，一些有智识的鲁迅研究者便把目光投注到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上。鲁迅与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在思想与文学观上的密切关系，是国内外鲁迅研究者们早已谈论过的。但是从儿童文学研究的视角看，作为儿童文学的关心者的鲁迅，与作为日本童心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家的有岛武郎，仍然有相似之处。
鲁迅于1919年10月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在这之后两日，鲁迅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了《与幼者》这篇随笔（鲁迅看作小说）。对有岛武郎的《与幼者》，鲁迅“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并在以《与幼者》为题的读后感里将其引用。鲁迅极为赞同有岛武郎的《与幼者》中发挥的关于长者与幼者关系的观点。我们把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有岛武郎的《与幼者》加以比较就会轻易地发现两者表现了近乎一致的儿童观。
有岛武郎是日本童心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所谓童心主义，既是一种文学思想，也表现为一种儿童观，即在儿童纯真的童心里寻找人生的最高价值，崇尚儿童的自由想象的世界里的生活。鲁迅的儿童观便与童心主义有许多契合之处。比如鲁迅曾经高度地评价过儿童的心灵世界:“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鲁迅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之后说：“我觉得作者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
这梦，或者是作者悲哀的面纱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⑩ 鲁迅认为爱罗先珂“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纯洁的心”，他“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⑾ 鲁迅的这些话是对童心的重要评论。鲁迅对于有着“真实性”的童心的梦的高度崇尚是无须稍加解释的。
童年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永志不忘，回想起来便感到亲切的。但是对崇尚童心的人来说，却不仅如此。他们总是想把儿童的纯真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再现出来，让人的可贵性格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鲁迅便也是这样的人:“他具有如何的一个童年的心，他是如何纯洁而真诚，简直像火焰一样照耀在我们面前。”（欧阳凡海语）“胸中燃着少年之火，他是一个‘老孩子’！”（茅盾语）。
崇尚童心的成人作家几乎都以自己的作品珍视、怀恋着童年。翻开鲁迅的小说、散文，对童年的怀恋频频可见。对随着逝去的意年而一道失掉的人类初始保有的可贵品质，鲁迅与有岛武郎都怀着惋惜的心情。鲁迅曾沉痛地说:“……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是我们时时看见的。”有武郎在他的《儿童的世界》一文里惋惜地写道：“我们随着长大，逐渐远离了儿童的心灵。……我们明显地不能和儿童一样来思考和感受。” 当他们用笔来回忆童年时，其心境如此相似——
可是，我最喜欢的那位好老师却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虽然我知道再也不能和她相见，但我还是希望如果她至今还活着的话，该有多好啊。一到秋天，一串串葡萄依然染上紫色并挂满了美丽的白霜，我却在哪儿也见不到那托着葡萄的大理石一样洁白而美丽的手。
——有岛武郎《一串葡萄》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鲁迅《社戏》
将鲁迅的《故乡》《社戏》等作品与有岛武郎的《一串葡萄》《溺水的兄妹》等儿童小说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其叙述方式也是相同的。他们对儿童生活的描绘，不仅都带有一定的自叙传色彩，而且都是站在成人的立场，取回顾的姿态。这种叙述方式，很自然地给作品造成了儿童——成人的比较格局。不论在鲁迅那里，还是在有岛那里，童年与成年都是两个色彩反差极大的世界，他们对童年的依恋和向往，蕴含着对成人世界的阴影的否定。
如果我们把握了鲁迅崇尚童心的儿童观，会给我们带来对鲁迅文学世界的新的认识。冷峻、深沉是鲁迅的文学风格的主要方面，但是鲁迅作品在总体冷峻的色调中，也常常透露出几抹亮色，给作品带来明朗甚至是欢快的暖色调。需要说明一句，这里所谈及的亮色，不是鲁迅自己所说的“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中的亮色，即不是“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而是鲁迅以崇尚童心的儿童观来“时时反顾”童年生活时所必然具有的结果。可以肯定地说，鲁迅文学世界的亮色与鲁迅的儿童观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我们不了解鲁迅儿童观的崇尚童心的一面，就或者容易忽略了亮色这一鲁迅文学世界的重要存在，或者虽然看到却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故乡》几乎通篇笼罩着悲凉昏暗的阴云，但是，唯独童年的回忆却像一缕阳光穿透阴云，给作品点染上一些明媚的色彩。《故乡》明暗色调的反差后面是一种对比：儿童时心灵的沟通——成人后心灵的隔绝。“我”与闰土童年的友谊何其纯真无邪，但三十年后相见，闰土恭敬地叫出一声“老爷”，就在两人之间隔起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鲁迅后来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久远的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残害:“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⑿ 鲁迅与“厚障壁”这种封建的社会病相对抗而取的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却来自儿童的世界，来自童心。天真纯洁的儿童是不愿受这种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当年的迅哥儿和闰土亲密无间，他们的后辈宏儿与水生也“还是一气”。作者所真诚希望的是“有新的生活”来保护童心所体现出的美好的人际关系。
在鲁迅的小说中，基调最明朗舒畅的便是《社戏》。许多评论者津津乐道的是小说中对少年儿童心理的逼真刻划，但我总是从小说结尾那一声无限惋惜的叹息（“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中，体味到人生哲学的沉重分量。童年时的“社戏”和“罗汉豆”后面是儿童那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无拘无束、自由活泼的天性，而这一切却随着步入布满封建罗网的成人世界而永远消逝了。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对童年生活痛痛快快地作了一次回忆。如何解释鲁迅这种创作心境，我认为鲁迅是以这些散文，向逝去的童年寻求
心灵的慰藉和暂时的解脫。《朝花夕拾》中回忆儿时生活的散文，对于鲁迅毋宁说是一块远离尘嚣的成人世界的绿草坪，在这里，疲惫、孤独、寂寞的鲁迅歇息下来，舔舐着自己伤口的血痕，“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鲁迅的这种心境和抉择，与有岛武郎是比较相近的。有岛武郎之所以在自杀前的两三年里，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素材，写起儿童文学来，就是因为在现实斗争中，他经过多次冲突和曲折，思想上正处于极度的疲惫、苦闷之中。当然，有岛武郎最后陷入虚无、绝望，以情死的方式，宣告了自己追求的失败，而鲁迅在写《朝花夕拾》之始就曾说过：虽然“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但是，“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⒀ 并没有放弃现实斗争的想法。鲁迅与有岛武郎的返回童年，一个积极，一个则比较消极。历史的事实表明，鲁迅在这场童年回忆里，获得的是勇气和力量，是一种批判封建思想和文化的武器。
鲁迅上述作品中美的事物、美的理想都是与童心联系在一起的。鲁迅所崇尚的童心，具有憎恶、抗恶的本能，对人和事能够提供一个合理的价值标准，它虽然是朴素的，直感的，却也是鲜明的和正确的。这种儿童观与日本童心主义儿童观十分神似。日本的童心主义儿童文学代表作家小川未明便相信，质朴的儿童心灵是感受性敏锐、正义感极强的，他曾说：“只有儿童时的心灵才能自由地张开翅膀……用纯情的儿童的良心来裁判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只有这种艺术（指童心主义儿童文学——引者注）才具有的伦理观。”⒁
通过对鲁迅与有岛武郎的比较，我认为鲁迅的儿童观与日本童心主义的儿童观在人生哲学的层次上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同的国情为两者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日本的童心主义具有一定的脱离社会、缺乏社会性的软弱病；鲁迅崇尚童心的儿童观却成为他猛烈抨击封建思想和文化的锐利武器。
（此文原载于《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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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绪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儿童文学专辑。
②本文引用的周作人语均见王泉根编《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一书。
③《鲁迅书信集》(上卷),216页。
④⑤⑥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⑦鲁 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⑧鲁 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⑨鲁 迅:《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
⑩鲁 迅:《〈爱罗先珂童话集〉序》。
⑾鲁 迅:《〈狭的笼〉译后附记》。
⑿鲁 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⒀鲁 迅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信。
⒁[日] 菅忠道:《日本的儿童文学》(日文版), 104页。
朱自强（2015）。鲁迅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视角。朱自强朱自强学术文集5：中国儿童文学史论（页11-20）。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陈欣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