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是南朝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南朝最称得上太平盛世。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被侯景击溃，以致亡国。
对于梁武帝的亡国，史家李延寿总结说：“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南史》）
文中的“溺于释教”，引起后世大多认定梁武帝是“佞佛”亡国。“佞”多当贬义词，意思是谄媚、奸邪、迷惑；“佞佛”指的就是迷信佛教。例如魏晋南北朝专家周一良说：“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日本学者鎌田茂雄也认为：“因为他太沉溺于佛教，最后成为导致梁所灭亡的原因。”（《简明中国佛教史》）
然而，我们仔细地推敲《南史》的论断，史家的判断并非这么一回事。
上文先引述先王治国是“文武递用，德刑备举”，从而总结出“为国之道，不可独任”的道理。意思是说只有兼顾文治和武功，道德与刑罚并施，不偏废，才能够治理好国家。然而梁武帝却“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结果导致“帝纪不立，悖逆萌生”，最终“乱亡”。
从文章的对仗看待，“俎豆”与“干戚”当是“文治”与“武功”的借代，“释教”与“刑典”则是“道德”与“刑法”的代称。“为国之道，不可独任”，梁武帝的错便是独任，偏文治而略武功，重道德而轻刑法。“弛于刑典”乃因“溺于释教”，那么“忘情干戚”也当是因“留心俎豆”了，因为四个分句是并列式的两组因果复句才成对仗。
梁武帝虽以军功起家，但是后来他却偏重文治，疏于武功。结果对征战事业多有失误，说他“忘情干戚”是有道理的。
梁武帝在答复贺琛的劝谏中引述孔子的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强调从政者必须从修身开始，榜样力量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然而，梁武帝的“修身”观点，却是“绝房室”，“无淫佚”，“不饮酒”，“不好音色”，“日常一食”（《梁书•贺琛传》），都是佛教的戒律。因此我们说史家以“释教”替代“德行”是有根据的。姑不论梁武帝是否行如所言，也暂不究其佛教观点的正确与否，他想以苦行僧的形象来感化民众，俾使“不令而行”实是荒谬的。
因此，我们说梁武帝的亡国是他偏废治国之道所致，与他信仰佛教没有必然关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10/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