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童”的发现与深刻的现代性
本文所讨论的“儿童”，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后创造出的一个概念，是历史的概念。“儿童”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中，被文化所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作为历史的概念，每一种形态的“童年”，都是某个历史时代的制式在具体的儿童生命、生活上的映现，是成人社会对“童年”的普遍假设。
儿童自古以来就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整整沉睡了两千多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风景，需要被一双特殊的“眼睛”来发现。儿童是与成人完全不同的人种，儿童的身上具有儿童独自特有的心理、感觉和情感，对此，成年人必须给以理解和尊重——这种对于儿童的观念，在今天几乎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常识（实际行为是否一致则另当别论），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这样的儿童观只不过萌生于两百多年前，而真正在成人社会占据普遍的支配地位，恐怕才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进化出这样一双“发现”“儿童”的智慧的眼睛，用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儿童”这一概念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所谓“现代”，就是人类从任何类型的强权统治，从旧的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的规范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自身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个人、个性、自我等得到尊重和保护，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个性主义成为时代的思想。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作为前提，就不会有对“儿童”的发现。瑞典的爱伦凯站在二十世纪的门槛时说过，十八世纪是人的世纪，十九世纪是妇女的世纪，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她的这一对儿童地位将得到提升的预言，也表明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的儿童，被解放得也最晚。
正是因为“儿童”的发现处于“人”的发现的终端，对“儿童”的发现的程度，才标示出社会思想的现代性水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儿童”的发现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周氏兄弟能够超出他人，分别站在理论和创作的前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发现了“儿童”，从而获得了深刻的现代性思想。
二､“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思想根基
“五四”新文学运动始于1917 年。在这一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上，发表了远在太平洋彼岸留学的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不失时机，立即在下一期的《新青年》推出《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相呼应，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帷幕。接下来，《新青年》几乎每期或以专论，或以“通信”、“读者论坛”的形式讨论“文学改良”问题。在讨论持续了两年时，周作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使新文学运动有了重大突破。此前的讨论，胡适关注和侧重的是语言形式的革新，陈独秀虽然以“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论”的具体内容，但仍然显得空泛。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观念一提出，似乎一下子将对新文学的内容还处于模糊认识状态的人们惊醒了。作为“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语）的《人的文学》发表之后，周作人在一年内连续写出了《平民文学》（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期）、《思想革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期）、《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等文章，系统地建立起了“人的文学”这一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旗帜的理念。
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已经反复论述到了儿童问题（还有妇女问题）。儿童的发现是“人的文学”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认为祖先应该“为子孙而生存”,“父母理应爱重子女”，他批判封建的“父为子纲”的亲子观，认为“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周作人强调的是“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周作人在这里谈论儿童问题，其逻辑是——不解决好成人与儿童的关系问题，“人”的发现也将不可能。
周作人“要发见‘人’，去‘辟人荒’”的工作是有清晰的步骤的——
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Froebel 与 Godwin 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子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①
如果查阅全部《新青年》，那么这个时期，周作人建设新文学理念的“三级跳跃”是有迹可寻的。第一步是发现女子。他首先以译文《贞操论》（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为妇女问题讨论投进了最大一块石头，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胡适、鲁迅立即先后发表了《贞操问题》（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1号）、《我之节烈观》（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2号），为妇女问题的讨论推波助澜。第二步是发现“人”以及“人的文学”，这就是前面讲的《人的文学》（其中已经包含“儿童”的发现）。第三步则是发现“儿童”以及“儿童的文学”。
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的讲演。讲演稿《儿童的文学》在《新青年》（1920年12月1日第八卷第4号）上发表后，有如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篇宣告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诞生的论文，成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纲领性文件，研究儿童文学的人经常将其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周作人在文中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
以上周作人身上发生的事实可以说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包括“儿童”的发现和儿童文学的发现在内的。在“五四”新文学的整体中，儿童文学是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最能显示“五四”新文学的“新”质的，也许当推“儿童”的发现和“儿童的文学”的发现。
1934年4月5日，周作人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发表了《五秩自寿诗》，同期还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唱和，以后又有胡适、蔡元培的和诗。周作人诗中表面闲适后隐藏的苦味却不为左翼青年们所理解，在左翼青年眼里，周作人的“谈狐说鬼”成了“逃避现实”，是背叛了“五四”传统。但是，也有人看透了周作人经过遮掩的真实心态。曹聚仁将周作人与“淡然物外，而所向往的是田子泰、荆轲一流人物”的陶渊明相比之后说:“周先生自新文学运动前线退而在苦雨斋谈狐说鬼，其果厌世冷观了吗？想必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②
曹聚仁的感觉是对的。仅举一例为证，就在周作人写了被称为“逃避现实”的“谈狐说鬼”的五十自寿诗的同一年年底，周作人为李长之的文学论文集作跋，文中就依然保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周作人给俞平伯信中语) ——
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我又说，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说救救孩子。现在的情形，看见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嚷着要把“它”救了出来，照自己的意思来炸了吃。可怜人这东西本来总难免被吃的，我只希望人家不要把它从小就“栈”起来，一点不让享受生物的权利，只关在黑暗中等候喂肥了好吃或卖钱。旧礼教下的卖子女充饥或过瘾，硬训练了去升官发财或传教打仗，是其一，而新礼教下的造成种种花样的信徒，亦是其二。我想人们也太情急了，为什么不能慢慢的来，先让这班小朋友们去充分的生长，满足他们自然的欲望，供给他们世间的知识，至少到了中学完毕，那时再来诱引或哄骗，拉进各派去也总不迟。现在却那么迫不及待，道学家恨不得夺去小孩手里的不倒翁而易以俎豆，军国主义者又想他们都玩小机关枪或大刀，在幼稚园也加上战事的训练，其他各派准此。这种办法我很不以为然，虽然在社会上颇有势力。
周作人的这段话，虽然含有对鲁迅的影射，但所批判的“欺骗小孩子”并“不让享受生物的权利”的畸形社会现实，鲁迅也是看到了的（“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地愚弄孩子”）。周作人保护“小朋友们”的自然天性的观点，应该能得到鲁迅的首肯。
周作人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起至三十年代中期止，在儿童学、儿童文学领域，一直在坚持“五四”精神，没有改变自己“五四”战士的形象。他所警惕和批判的“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成人本位的社会思想，延续到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是产生了严重危害的。这也见出周作人的“儿童的发现”思想的深远的现代性。
待续……
朱自强（2015）。“儿童的发现”：周氏兄弟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朱自强朱自强学术文集5：中国儿童文学史论（页52-64）。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陈欣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