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这不只在于他是第一位具名的伟大诗人，还在于他是第一位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诗人。倘若屈原不沉江，他的诗作便缺少了几分悲壮，他的生命历程便少了悲剧色彩，那么其作品是否依然具有如此魅力倒难说了。搞不好还要落个自我吹嘘的自恋罪名。
“以自杀作为出发点”，可探讨的课题包括屈原为什么要自杀？屈原的死是否应该？其价值和意义何在？
屈原有篇短文《渔父》，颇带有寓言的味道。司马迁给屈原作传时，把全文都摘录了进去，当着史实看待。文章很短，就只有两百字，但却勾画出自己处世的立场。文中的渔父当是虚构的人物，由他来衬托作者的生活态度。作者说他被流放时，遇上一位渔人，渔人认出他是当朝的官员后，非常惊讶，便问他何以到这个地方来？屈原的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个人与社会不能协调的哀叹，也是作者不被理解的孤独。若再往深一层想，屈原这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自古以来，士人都有忧患意识，对于时局总较常人敏感，仿佛具有洞悉历史发展的异能。在屈原之前的孔、孟是如此，在屈原之后的杜甫、苏轼也是如此。若不对比屈原的其他作品看，我们恐怕要误解屈原不过是个自视过高的狂人。其实，当时屈原所处的楚国，是可以一统中原，与强秦相抗衡的。屈原有过人的政治视野，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主导着他的政治观念。可是历史残酷的告诉我们：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人，是最孤独的。悲剧就是由此产生。
渔父当然不能理解屈原的想法。不但要否定屈原的清醒，还要教他怎么做。于是他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这是要他同流合污，向世俗看齐，对现实妥协了。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伟人以天下为己任，凡人但求能自保。儒家虽然着重“兼善天下”，但是孟子尚言“穷则独善其身”，留住有用之躯，尚有发挥自己的理想之日。无怪乎当时的士人“东家不打打西家”，穿梭于诸侯之间但求施展自己之长。我们的屈原先生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明确地对渔人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番铿锵有力的说辞，说明他的死并非是对楚国或楚王愚忠，而是因为士人的特殊傲骨。
屈原并非在见过渔父之后便自杀，因为他还有机会回到朝廷，然后又面对二度流放的打击。可见他最终的死并非偶然的，更不是一时想不开，否则这种灵魂便太脆弱，不值得歌颂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不协调，观念与行为的不一致，制造了系列的矛盾，迫使诗人得面对“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屈原的死给我们诠释了重于泰山的死法，所以为后世所歌颂。当然，凡歌颂的必会走调，但云屈原爱国忠君，显然是不能反映屈原的品质。端午与屈原扯上关系，可以让我们省思的不只是爱国，而是对理想的执著与追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1/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