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诸子散文并行的是史传散文。
中华民族对历史的保存是相对完整的，这是值得自豪的一点。保存史料的方法有很多，并不单单是《春秋》或三传一类的史书才保存历史。古人读书，视重要典籍为 “经”，列为必修科，代代相传。清代学者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认为诸经不外是史。古人执笔不凭空想象，所写的皆所见所闻，足可反映一个时期的实况，经也含史。可见古人称“经”不过是一种尊称，实际上经、史是同一家的。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学界相信是出自孔子之手。不过，《春秋》记事非常简练，例如开篇的鲁《隐公》记载：“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兴味索然，实在难于相信出于至圣先师之手。
孔子的追随者相信孔子著史是有其目的，含褒贬于其中。其实这是孟子推波助澜的成果。孟子认为孔子见世道败坏，“惧，作《春秋》”。不但如此，《春秋》达到的客观效果是“乱臣贼子惧”。范宁为《谷梁传》作序还说：“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不过，这番说辞是太过的，后世就不少人质疑。例如钱大昕便说：“愚尝疑之，将谓当时之乱贼惧乎？……《春秋》之后，乱贼仍不绝于史册，吾未见其能惧也。”因此强调类似《春秋》的记载，不过“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也就是说史家下笔，不该带有价值的判断，只要把事情客观报道出来就是。就如明代袁枚所言：“作史者只须据事直书，而其人之善恶自见，以己意为奸臣、逆臣，原可不必。”
《春秋》记事之简，或因其时载笔之难，不屑作冗长之辞所致。孟子之言虽为过，但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圣人著史会有所选择，并以劝诫警惕后人为出发点。后世称此为“史观”。但是，孔子的记载太过简练，世人难以看懂。故《春秋》之后，有《传》的出现，沿着孔子纪事的基础加以“直陈其事”，让后人了解事情的始末，吸取前人的教训。
例如前面所引的《隐公》夏五月的事“郑伯（攻）克（共叔）段于鄢”，《左传》便详尽地记载了郑伯（郑庄公）如何平息其弟弟共叔段的“造反”。虽然作者在文中也作了道德判断，认为《春秋》所书是讥讽郑庄公没有教好弟弟，任由弟弟一步步深陷泥沼，最终为人民所遗弃。但《左传》所载的事迹详细，后人自可另作判断，不必听从作者所言。道德价值本来就因时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作者可以作价值判断，读者当然也可以。因此，今人对共叔段的下场，不会寄予同情，而相信多行不义的人，必将招惹更大的麻烦，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10/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