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意义——关于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新趋向的对话(二)

刘雅琳
2023年6月2日
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剑桥儿童文学对话
赵霞等

文学批评中的自我显现

赵 霞:你在《布鲁姆斯伯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导论》一书中使用了非常特别的叙述人称——“我”。实际上,我们读学术著作时,常常会忘记“我”的存在。但在“作者的话”中,你摆出了作为本书写作者的“我”,它贯穿整本书的阐述过程。这个“我”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已婚。你把“我”的历史和现状、本性和经验都奉告读者。我想,这也是一种跟你对儿童文学意义的思考有关的写作实践。通过让读者了解关于作者的一切,他们就可以在真正全面的意义上阅读理论。

凯伦·科茨:这个评价非常好。我的背景是人文科学,这是一个广泛的理论领域,着眼于人类置身于交往的方式。人类使用语言,它容纳个性化。但它也承认一个事实,即我们处于一种文化结构中,这种文化结构将以有别于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我们。就像我们在电子通信时看到的那样。当我看见自己在说话,我想的是,那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所以,我从外部被感知的方式与我从内部被感知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之所以选择那样定位我自己,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希望人们知道我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写作的。他们可能不同意这个立场,或者他们可能也持这个立场。认为谈论童书文本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中立的科学思维,那是不正确的。

赵 霞:但那是学术著作通常的写作方式。所以你的写作方式也是一种前沿的探索。学术写作也许需要很久才会意识到并最终接受这种方式,即让读者明白,理论和批评也是主观的,但与此同时,主观的思考同样有它的价值。

凯伦·科茨:当然。主观的思考并非不可通用。有时我们会说,这不过是你个人的真理罢了,但你需要明白这些真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你其实没有自己的真理,一切都来自你的文化及其他经验。我们常说“用自己的话说”,但其实没有“自己的话”。雅克·拉康曾说,我们身份中最核心的内容,总是与更广泛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因此,当我们寻找自我时,总会发现其中一半以上是他人。在西方文化中,我们都重视自主性。就有理论家反驳说,我们其实都是主体间性的产物。但每个人整合这些文化和气质因素的方式,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的表达中有独特的东西,同时也充满了借来的结构和思维方式。对个人和社会文化的强调之间,总是存在这种来回摆动的现象,永远不可能安定。

学术写作中的自我显现,在我的本科时代就开始得到倡导。我们有位修辞写作课的教授彼得·阿尔伯特曾说,我们不该装作学术写作背后是无我的。但你说得对,许多学术写作都想把“我”排除出去,以使自己看起来权威,其实毫无意义。

赵 霞:谈到自主性,首先应该明白,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并非自动获得自主性。你得学习很多,才能真正了解自主性的真相,进而最终找到自己的自主性。同时,它也不是固定的,只要个体继续学习和成长,它就会发生变化。

既然说到了拉康,我还想问一问,在《镜子和永无岛》一书中,你频繁地使用代词“她”。在我看来,你的这一选择,也是对儿童文学学术写作——或者一切学术写作中——“他”霸权的一种反制。

凯伦·科茨:是的。有时候这是出于实用考虑,因为我谈的是母亲,就用“她”。有时我也同时谈到孩子,为了跟母亲区别开来,就使用“他”指代孩子。但很多时候,我使用这么多“她”,正如你说的,是对那种霸权的抗议。要是换在今天,出版商、编辑等可能会建议我使用“他们”而不是“他”或“她”,因为从教育角度看,那样更符合英语语法。我的语言学家朋友们都跟我说,我这么用是不对的。

赵 霞:我想,作家发明一种表达来传递自己独特的思考,并不是一件反常的事情。这样的例子有不少。

经典重读与批评重构

赵 霞:在《镜子和永无岛》中,你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分析尤其吸引我。我认为,这背后有个现象,即儿童文学经典的当代重读。我想,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仍然是一部儿童文学的经典。记得是在1932年,西方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英国学者哈维·达顿的《英格兰童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因为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种判断儿童文学的新标准。或许也是这部著作确认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在英语儿童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认为它代表了儿童文学对童年荒诞的想象力的意义和价值的认可。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在他的《书、儿童和成人》里也表达了关于儿童文学批评标准的类似观点。但是,现在出现了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新解读。除了你的解读,我也从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中的权力、声音和主体性》里读到了这样的解读。这种经典的重读,在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中很有代表性。它不再仅仅把“爱丽丝”认作是儿童想象力的代表,而是像你说的那样,揭示“在卡罗尔安排的这场爱丽丝的冒险经历里,爱丽丝永远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份或者行动”,这是很新颖的读法。

凯伦·科茨:达顿和阿扎尔都是男性。他们所受的教育,用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话说,是一种视男性规范为权威的教育。这种规范也被认为是阅读的最佳角度。当他们说“爱丽丝”代表了儿童的想象力时,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女孩身上带着的其实是作者卡洛尔对儿童的欲望,而不是孩子自己想要的样子——一个孩子决不会那样来写爱丽丝。在我看来,卡洛尔想要将爱丽丝牢牢控制在手中的欲望,在达顿和阿扎尔的解读中得到了复现。重思其中的关系,其实是成人想要把孩子想象成为像爱丽丝那样,富于想象力,充满欢乐。但我希望把她想象成为一个叛逆的孩子,因为她一直在质疑成人的权威。在我看来,童年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质疑成人权威。

赵 霞:说到孩子的富于想象、充满欢乐,我认为,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这种关于儿童的观念在儿童文学领域恰恰是先锋性的。更早的时候,人们认为孩子应该规范、听话,等等。当爱丽丝以这一形象在她那个时代出现时,不也是一个具有先锋性的儿童角色吗?

凯伦·科茨:我想是的。我把她和彼得·潘放在一起来谈。詹姆斯·金凯德谈到彼得·潘如何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珍爱和保护。我恰恰认为,那本书里有不少恨意。就彼得·潘本人而言,他实在不是一个讨人爱的角色。我们可能欣赏他的叛逆态度,但故事里的他是个怪物。

赵 霞:我始终无法从内心深处喜欢上彼得。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角色,有时也很打动我。但总有些什么,使我无法打心底里爱上他。他也是那种“不同寻常”的对象。他代表了童年的某些非常珍贵的特性。许多成人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这些,他们怀旧地恋想它。但与此同时,他也代表了人身上的某些“恶”,这使你在阅读彼得的某些行为时感到非常沮丧。

凯伦·科茨:我认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就是这样。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有种怀旧感,认为自己永远地失去了童年。但那种叛逆其实只是任性地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根本不必在意后果如何。那不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赵 霞:如你所说,我们不想成为爱丽丝,因为爱丽丝意味着停止成长——不论在故事的开头还是结尾,她总是同一个爱丽丝,从不改变。

凯伦·科茨:是的。孩子想要改变,想要成长。巴里在《彼得·潘》的结尾说,温迪长大了,对此她并不感到难过,因为她是那种喜欢长大的人。我们大多数人在童年时代都是那种人。总的来说,孩子想要摆脱童年。他们想离开这里,摆脱生活中一切由他人控制的情形。然而,一旦到了那一步,一旦生活不再受到其他人的控制,他们就会突然意识到,天哪,我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负起责任。我真的怀念过去那种随便撒野的自由,可以随意拒绝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哪怕最后还得屈服。这是一种成人的感觉,而不是孩子的感觉。

赵 霞: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当代极有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班马。班马在1980年代曾经提出“儿童反儿童化”的观点。他认为,我们成年人经常忽略的事实是,在儿童身上有一种反儿童的冲动。他们不想当孩子,不想被控制,他们渴望长大,长成成年人那样,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做更多事情。这跟你的观点正好是呼应的。

但我也认为,你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阅读实际上是一种当代阅读。只有在最近几十年间,由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我们才开始以这种方式阅读“爱丽丝”,阅读“彼得·潘”。

凯伦·科茨:是的。

寻求一种“包容”的儿童文学

赵 霞:让我们回到那个词,童年和儿童文学中的“不同寻常”之物,以及儿童文学批评对这种“不同寻常”之物的指认、肯定、阐释。你怎么看待这种面朝“不同寻常”之物的努力,或者说,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凯伦·科茨: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过去人们认为,随着人类的进步,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完善。我们正在朝着乌托邦式的社会秩序的愿景迈进,它将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做不到。没有完美的社会结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这个问题。比如,跟过去相比,我们对惩罚的接受度可能变得更低了,但我们仍然从观看他人受到惩罚这件事情上获得快感。这是耶鲁婴儿认知实验室的发现,最早在3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就能发现这种倾向。因此,我们做不到完全修复文化。这是1940年代以来,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种事实。现代主义乐观地认为,通过现代技术、医疗、心理学等,我们最终将使人类变得更好。整个教育规划都是这么想的。通过让孩子变得更好,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然而,今天儿童文学中的那些“不同寻常”之物不断地提醒我们意识到,这种规划可能是失败的。这样,我们就得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切是不完美的。我们关于一切应该变得完美的想象,同样是不完美的。我想到的是那些有着神经发育障碍的人,或者那些被称为有缺陷的人。有时候,一个完美社会的想象是不容纳这些人的。

赵 霞:我想,书写那些残障者、被忽视者、所有的弱势者,正是儿童文学中“不同寻常”的另一部分。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中这个“不同寻常”的部分,也正是我们应该珍视的部分。

凯伦·科茨:没错。比如有些作品关注自闭症或者有这方面倾向的人,它们会表达出某种态度。马克·哈登的《深夜小狗离奇事件》是其中之一。有些书谈到自闭症时,并不将他们视为一类不正常的群体,而是承认他们的思维方式跟别人不一样,跟主流不一样。他们也许给人怪异的印象,但他们其实并不怪异。他们只是不同寻常。他们思考的方式也不同寻常。而且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有力地挑战着既有的规则。

赵 霞:我们看见儿童生活中的“不同寻常”之物,通过儿童文学表现这种“不同寻常”,通过儿童文学批评传递对这种“不同寻常”的文学表达的认可和肯定。事实上,我们是在致力于将这种“不同寻常”归回常态,努力让人们认可、接受所有这些看上去的“不同寻常”。它其实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凯伦·科茨:我在想,要是有人不大喜欢“正常”这个词,换成“包容”怎么样?思维方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你不正常,而是意味着你将带来某些不一样的内容。这种包容会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一些,更好一些。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包容进来,他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赵 霞:“包容”是一种精神,同时也意味着艺术上的挑战。

(完)

来源:赵霞等(2022):《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剑桥儿童文学对话》,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第30-47页。

网络来源:文艺报https://m.aapplewood.com/n1/2020/0710/c405057-317779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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