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炳

黄先炳

黄博士于2012年创办“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学会”暨担任会长。现任彭亨州立卑东姑安潘阿富珊学院中文讲师。举办过60多场课内阅读教学研习营,协办儿童课外阅读营,积极推广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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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炳:中文系学什么?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因中文系被当成弱势科系而发声,我心有戚戚。其实,陈教授近二十年来常在不同的场合为“中文人”说话,当中有很多精辟的阐述。我特别喜欢他说“有些大学乃至院系的好处,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中文系的好看与耐看,必须浸润其间,才能逐渐体会到”①。

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培养的是社会的栋梁人才。但大学却往往被当成“专业人才培训所”,国家需要怎样的专才,就培训多少这方面的专才,“上大学”等于就业的手段。在这样的趋势下,“重工商、轻人文”是必然的结果。轻视人文素养,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面向权力至高、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就要表现得无从应对。

非国家需要的专才,大学何苦开班培训?于是人文学科自然被旁落。这种情况不只是在学时期会发生,就算毕业后,中文人也会面对非“专业资格”的尴尬。比如在一些教育场合,有人知道我是学古代文学的,会以“不是教育专业的”否决我。孰不知我们长期浸淫在古文献,爬梳和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思考出来的结果不乏真知灼见,视野也许更开阔,使命感更强呢!我的教育观,未必较教育学博士浅薄。

再以“中文系的存废”课题为例,中文人的观点就非一般。最近某私立大学传出毕业论文不可用中文的问题,有人发文辩驳,说华社该与时并进,接受大环境的改变。他的意思是论文不用中文,答辩不用中文,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董事部和校方可是很努力在为华社栽培人才。潜台词或许还是中文系并非民办大学的主要科系。这其实是老掉牙的论调,我在中学时就听华社在辩“华教”到底是 “华人教育”还是“华文教育”了。此文作者重视的是华人子弟的教育。

中文人的立场很坚定,我们认为华文是民族的根,没有了语文的支撑,民族就名存实亡,这是没有得妥协的。语文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还承载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延续着民族的香火,当一个民族不重视自己的语文,那就是“失根”的一族。

我们接受大环境的趋势,中文系被旁落很正常,我们甘于当“老二”。但是我们却从来不会认同中文不再重要。文史的探索,将延续先辈的智慧,继承人类的文明,维护民族的命脉。你可以选择当地球人,但在关键时刻,你的民族身份还是无可回避,这是“共业”。

中文人也相信“中华文明”是人类共有的资产,是可以跨国家、跨民族而研究的。但最好的研究还是直面古代文献,不假手他人的翻译。“诠释”固然重要,但一切的诠释都必须依据可靠的文献,才不会空中建楼阁,镜中赏花,水中观月。

我国华社何其有幸,先辈们的努力,让我们至今都可以保存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我们的母语教育做得如何,还得看到了大学的中文系和研究所,我们学的是什么?对于中文文献,不管古今,是否可以直面文献作研究,不会因翻译而产生困惑和障碍。

倘若我们只从族群的角度看中文系,只要是与华人相关的课题研究都算,那国家要求用国语研究、写论文,这是无可厚非的②。在伦敦大学研究汉文化,在北京大学研究西方文明,论文都会要求用所在地的语文。

中文系的存在价值还是在汉语语言学,以及用中文书写的文学与文献的研究。

注:

① 参见陈平原《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2012)。

② 中文系(Chinese Studies Faculty)是民国时期的称呼,现在大多数大学都改称“中国语言和文学系”。我视此为“正名”,因为Chinese可以指语文,也可以指民族,中文系的确可以是用中文研究抑或研究华夏民族的历史文化。当使用中文的国家建设的综合大学增加时,科系分工就必须细化,“中文系”的称呼是比较模糊的,改称“中国语言和文学系”,确定研究的方向是语言和文学,与哲学、历史等科系的研究区分开来,是必须的。我国也是如此,根据高教部发布的2020年国家教育分科代码(National Education Code, NEC-2020),若要开办以中文学习的“中文系”,那就是023 Languages 的范畴。如果申请的是其他学科,我相信要用中文教学或写论文,是比较困难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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