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因中文系被当成弱势科系而发声，我心有戚戚。其实，陈教授近二十年来常在不同的场合为“中文人”说话，当中有很多精辟的阐述。我特别喜欢他说“有些大学乃至院系的好处，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中文系的好看与耐看，必须浸润其间，才能逐渐体会到”①。
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培养的是社会的栋梁人才。但大学却往往被当成“专业人才培训所”，国家需要怎样的专才，就培训多少这方面的专才，“上大学”等于就业的手段。在这样的趋势下，“重工商、轻人文”是必然的结果。轻视人文素养，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面向权力至高、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就要表现得无从应对。
非国家需要的专才，大学何苦开班培训？于是人文学科自然被旁落。这种情况不只是在学时期会发生，就算毕业后，中文人也会面对非“专业资格”的尴尬。比如在一些教育场合，有人知道我是学古代文学的，会以“不是教育专业的”否决我。孰不知我们长期浸淫在古文献，爬梳和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思考出来的结果不乏真知灼见，视野也许更开阔，使命感更强呢！我的教育观，未必较教育学博士浅薄。
再以“中文系的存废”课题为例，中文人的观点就非一般。最近某私立大学传出毕业论文不可用中文的问题，有人发文辩驳，说华社该与时并进，接受大环境的改变。他的意思是论文不用中文，答辩不用中文，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董事部和校方可是很努力在为华社栽培人才。潜台词或许还是中文系并非民办大学的主要科系。这其实是老掉牙的论调，我在中学时就听华社在辩“华教”到底是 “华人教育”还是“华文教育”了。此文作者重视的是华人子弟的教育。
中文人的立场很坚定，我们认为华文是民族的根，没有了语文的支撑，民族就名存实亡，这是没有得妥协的。语文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还承载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延续着民族的香火，当一个民族不重视自己的语文，那就是“失根”的一族。
我们接受大环境的趋势，中文系被旁落很正常，我们甘于当“老二”。但是我们却从来不会认同中文不再重要。文史的探索，将延续先辈的智慧，继承人类的文明，维护民族的命脉。你可以选择当地球人，但在关键时刻，你的民族身份还是无可回避，这是“共业”。
中文人也相信“中华文明”是人类共有的资产，是可以跨国家、跨民族而研究的。但最好的研究还是直面古代文献，不假手他人的翻译。“诠释”固然重要，但一切的诠释都必须依据可靠的文献，才不会空中建楼阁，镜中赏花，水中观月。
我国华社何其有幸，先辈们的努力，让我们至今都可以保存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我们的母语教育做得如何，还得看到了大学的中文系和研究所，我们学的是什么？对于中文文献，不管古今，是否可以直面文献作研究，不会因翻译而产生困惑和障碍。
倘若我们只从族群的角度看中文系，只要是与华人相关的课题研究都算，那国家要求用国语研究、写论文，这是无可厚非的②。在伦敦大学研究汉文化，在北京大学研究西方文明，论文都会要求用所在地的语文。
中文系的存在价值还是在汉语语言学，以及用中文书写的文学与文献的研究。
注：
① 参见陈平原《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2012）。
② 中文系（Chinese Studies Faculty）是民国时期的称呼，现在大多数大学都改称“中国语言和文学系”。我视此为“正名”，因为Chinese可以指语文，也可以指民族，中文系的确可以是用中文研究抑或研究华夏民族的历史文化。当使用中文的国家建设的综合大学增加时，科系分工就必须细化，“中文系”的称呼是比较模糊的，改称“中国语言和文学系”，确定研究的方向是语言和文学，与哲学、历史等科系的研究区分开来，是必须的。我国也是如此，根据高教部发布的2020年国家教育分科代码（National Education Code, NEC-2020）,若要开办以中文学习的“中文系”，那就是023 Languages 的范畴。如果申请的是其他学科，我相信要用中文教学或写论文，是比较困难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6/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