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研究会与“儿童文学运动”
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有一个“五四”新文学运动一样，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也有一个儿童文学运动。对这一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的朱自清早在1929 年就已经有过辨识。他在于清华大学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里，在介绍文学研究会时，特别列出“儿童文学运动”这一章节的提要，可见在其认识中，那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不是零星的、孤立的、偶发的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儿童文学作为一场运动，它有风潮性、群体性的特征。虽然在“儿童文学运动”中，文学研究会发挥了极为核心、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却是来自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变革。
《新青年》作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大本营和策源地，理所当然地在发现“儿童”、发现儿童文学的过程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启蒙作用。翻阅 1921 年以前的《新青年》杂志，里面有大量的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信息和内容。
鲁迅的《狂人日记》（第四卷第5号）的深刻立意是建立在“儿童”观点之上的。创作《狂人日记》之前，鲁迅的人生观是颇为绝望和虚无的。《狂人日记》没有写成令人绝望的作品，表面上与《呐喊自序》说的“听将令”有关（“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深层的因由则是鲁迅还愿意将一线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反思，如果《狂人日记》没有“孩子”这一维度的存在，作品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表现童年生活的小说《孔乙己》（第六卷第4号）、《故乡》（第九卷第1号）以及宣示其“以幼者为本位”这一现代儿童观的论文、杂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与幼者》（第六卷第6号）。
在《新青年》上，周作人所做的与儿童、儿童文学相关的工作最多。除了前面介绍过的《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这两篇发现“儿童”和儿童文学的重要文献，周作人还发表了大量译作，有俄国梭罗古勃的《童子 Lin 之奇迹》（第四卷第3号）、俄国库普林的《皇帝之公园》（第四卷第4号）、俄国托尔斯泰的《空大鼓》（第五卷第5号）、日本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第五卷第6号）、丹麦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俄国梭罗古勃的《铁环》（第六卷第1号）、日本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第八卷第5号）等；周作人还在《新青年》第九卷第9号上发表“歌咏儿童”的诗歌，即有两首《小孩》，一首《对于小孩的祈祷》。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千家元磨的《深夜的喇叭》（第八卷第4号），最后一段是:“我含泪看着小孩，心里想，无论怎样，我一定要为他奋斗。”周作人这种对于儿童的异乎寻常的关心，似乎可以在这段译文中找到因由。
《新青年》里来自其他新文化、新文学的著名学者、作家的“儿童”信息也很多。比如，把“儿童文学”当作“儿童问题”之一的陈独秀，就在《论西洋教育》（第三卷第5号）这篇讲演文章中，批判中国教育“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灵性，一概抹杀，无人理会”的弊端，主张“取法西洋”。沈兼士有论文《儿童公育》（第六卷第
6号），沈雁冰有译自莫泊桑的《西门底爸爸》（第九卷第1号）。因创作白话小说《一日》而被胡适视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的女作家陈衡哲发表的《小雨点》（第八卷第1号）是一篇相当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品，虽然被标以“小说”题材，却是很标准的拟人体童话。其后陈衡哲又发表了儿童题材的小说《波儿》（第八卷第2号）。
《新青年》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份的大型新文学运动刊物，在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号召力。它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热心关注不会不对社会发生影响。
当《新青年》退出新文学历史舞台以后，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会刊的改革以后的《小说月报》成为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的重要阵地。特别是郑振铎于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以后，儿童文学的翻译､创作､研究几乎成为该杂志的一个亮点。1925年，时值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其时，安徒生童话在中国已经颇有影响，《小说月报》拿出第十六卷第8号、第9号两期篇幅，出版了“安徒生号”上、下；自第十五卷第1号起，《小说月报》不定期地设立“儿童文学”专栏，至1927年郑振铎为避难远游欧洲离任，共计出“儿童文学”专栏九次，在上面发表创作、翻译和研究文章；作为学者型主编，郑振铎重视文学“研究”的规识不仅体现在成人文学研究上，而且也关注儿童文学。
郑振铎任主编期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研究的文学研究会作家有叶绍钧、郑振铎、赵景深、王统照、严既澄、高君箴、顾均正、傅东华、徐调孚、褚东郊、顾德隆等一大批人。由于《小说月报》是以成人读者为对象的杂志，显然对提升儿童文学在一般文学界的地位和被认知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编辑方针上重视儿童文学的举措，也许直接得益于郑振铎曾参与《童话》丛书的编辑以及此前一年曾担任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儿童世界》的主编这些经历。与《小说月报》不同，1922年1月创刊，1941年6月停刊的《儿童世界》（周刊）是一本面向儿童读者的杂志，在同时代出版的儿童杂志中，《儿童世界》是以儿童阅读为目的的最早的综合性杂志，在儿童文学史上占据一席重要地位。中国第一本创作童话集《稻草人》里的作品就是应《儿童世界》的稿约而创作并发表在该杂志的。
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与《儿童世界》形成双璧的是综合周刊《小朋友》。《小朋友》于1922年4月由一直与商务印书馆竞争的中华书局创刊，第一任主编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黎锦晖，办刊宗旨是“陶冶儿童性情，增进儿童智慧。”《小朋友》的最大收获是好几百期连载黎锦晖编写的《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广受欢迎的儿童歌舞剧本。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的“儿童文学运动”，在儿童诗、童话、儿童散文三种体裁的创作上都有重要收获。
在儿童诗方面，周作人的《儿歌》的儿童视角的表现，叶圣陶的《儿和影子》的儿童情趣，顾颉刚的《吃果果》的民间风格，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的童话色彩，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的想象力，胡怀琛的《大人国》和《小人国》的夸张手法，都是深得儿童诗创作神髓的佳作。
俞平伯的表现儿童生活的诗集《忆》（朴社，1925年）堪称儿童诗的代表作。该诗集不仅作品本身艺术质地上佳，而且采用俞平伯毛笔手书诗作、孙福熙作封面图案、丰子恺插图、朱自清作跋的出版形式,使其成为艺术珍品。
在童话创作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自然是叶绍钧。他的童话集《稻草人》（商务印书馆，1923年）代表着中国儿童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性的起点。叶绍钧的童话因为其关注现实生活的特质，被称为现实主义童话。其实，叶绍钧的很多童话都借用了传统童话的“三段式”手法。一粒种子要经国王、富翁、商人这三个人之手并且遭遇了相同命运以后，才会被农夫种进地里（《一粒种子》）；一个人要听到了孩子、青年、女郎三个人的愿望诉说，才会选择邮递员的工作，然后，他要为姑娘、孩子、野兔送三次信，才会失去自己的工作（《跛乞丐》）；稻草人要目睹老妇人、渔妇、赌徒妻子这三个人的凄惨遭遇之后，才会昏过去，“倒在田地中间”（《稻草人》）。这种三段式故事结构的使用，强化了作品类型化功能，弱化了作品典型化功能。叶绍钧创作关注现实的童话作品时，大量运用传统民间故事的这种三段式故事结构，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作为“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作家，叶圣陶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批判现实、揭示人生问题的意识，而通过三段式故事结构的使用，他对现实人生的认识、看法甚至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强调。
日本学者新村彻曾这样评价叶绍钧的《稻草人》:“叶绍钧的童话在当时来讲，采用的是儿童易读的有节奏的流畅语言，选择了适合儿童的题材，努力想用儿童的眼睛和心理凝视故事世界，但是，最终还是变成了成人眼里的世界。”对于《稻草人》的这种“成人化”，郑振铎则认为:“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止。”叶绍钧创作童话集《稻草人》时，中国正处于非儿童的时代，叶绍钧的童话创作不得不由最初的“梦想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以《小白船》为代表），终而止于“对于人世间的希望便随着《稻草人》而俱倒”。尽管这样的《稻草人》具有非“儿童本位”的色彩，但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稻草人》却正因为如此，才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主体性和现代性。不过，在今天看来，它的意义和价值，主要是一种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以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标准来衡量，其自身是存在局限性的。
在“五四”时期，新文学领域曾出现“童心”崇拜的创作思潮，其中冰心的儿童散文集《寄小读者》（北新书局，1926年）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在《寄小读者》中，冰心以诗一般的抒情笔调，歌吟着童心、母爱、自然以及故国之爱，宣扬着她的“爱的哲学”。应该说，童心、母爱、自然，是儿童文学历来所亲近的主题，它们与儿童生活与心理很容易产生密切联系。但是，这只是一般或抽象而论。以它们为主题的作品能否成为典型的儿童文学，还要看作家表现这些主题时所采取的立场。很显然，冰心的《寄小读者》在看取童心、母爱、自然时不是“以儿童为本位”，而是选择了成人立场。冰心在《寄小读者》中传达的那些成人“悱恻的思想”是有不宜于儿童读者，
不合于儿童文学精神之处的。
阅读《寄小读者》，最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作为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冰心为什么在作品中对美国的现代民主生活不以为然（见《通讯二十一》），却对难以催生儿童文学的中国传统文化顶礼膜拜（见《通讯二十三》）？由此，我们会联想到夏志清对冰心的评价:“冰心代表的是中国文学里的感伤传统。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但在旧的传统下，她可能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⑤
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留美三年的冰心，与胡适、陈鹤琴等人截然不同，她连镀金也没有镀，依然故我。冰心的儿童文学创作，不论是在艺术表现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因游美一遭而从儿童文学正生气勃勃发展的美国汲取任何现代新质。在冰心的《寄小读者》这里，我们看到了冰心文学与西方之间的断裂。这也是冰心作为新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的严重缺憾。
冰心的《寄小读者》，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者那里，一直被置于极高的位置上，但是，不论是以历史目光，还是当代意识来面对，对《寄小读者》都有重新认识、评价的必要。
在“五四”时期，叶圣陶的《稻草人》、冰心的《寄小读者》与以周作人为代表“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念之间是存在着很大错位的。这种情形反映出发生期中国儿童文学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而这一特性对其后的儿童文学发展产生了长期、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儿童文学的运行和生产，都归属于整个文学的结构之中，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量”的增加，而是“质”的生成。“儿童”和儿童文学的被发现，不仅给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人的文学”以具体的内容，而且强化了它的现代性质地，提高了它的现代性价值。
（此文原载于《上海师大学报》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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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作人:《童话略论》，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②周作人:《儿童的书》，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三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③[日]新村彻《中国儿童文学小史(4)》第四卷，见《野草》第30号，1982年日本版。
④郑振铎:《《稻草人〉序》，见郑尔康、盛巽昌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5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完）
出处：
朱自强（2015）。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朱自强朱自强学术文集5：中国儿童文学史论（页90-102）。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陈欣宁整理）
